陈独秀的五个儿子两位为国壮烈牺牲一位陪伴到老一位远走他乡

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感情世界十分丰富,经历了四个女人,共育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中陈延年、陈乔年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陈松年陪伴他走完最后的人生可谓最孝顺。

陈延年是革命烈士、陈独秀长子,也是中国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毛主席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主席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党内。因为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陈延年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5、6月间,应邀参加中国少年的筹建活动。6月,中国少年正式成立,被补选为执行委员。

8月,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10月,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

1923年3月,陈延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认真,被称为“小列宁”。

1924年10月,陈延年奉命回国,前往广东负责青年团工作,他被任命为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1月,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

1925年春天,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参加东征,不再担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7年3月。

广东区委在他的领导下,成绩卓著,迅速成为广东地区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陈延年被誉为广东“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4年11月,陈延年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铁甲车队党组织直属广东区委领导,直接向陈延年和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实际上,铁甲车队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周恩来和陈延年在独立团建立了直属区委领导的特别支部,在各营和团直属分队建立了党小组,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的革命劲旅。

“四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由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担任书记。

陈延年和区委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加强了党的团结。周恩来总理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1925年12月他任两广区委书记,积极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斗争。董必武评价:“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农动。1925年4月,在区委的领导下,澎湃首先在海陆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海陆丰的而农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了总结和推广海陆丰的经验,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澎湃撰写了《海丰农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陈延年十分注意维护党的独立性。

之后他担任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又炮制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袭击杀害,陈延年和周恩来支持坚决反击蒋介石。

之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但是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导致大革命失败。对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

他在区委会议上,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他还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错误。”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开屠杀人和革命群众,陈延年乘火车从武汉到达上海,千心万苦才找到罗亦农、赵世炎等人。

1927年4月16日和18日,江浙区委两次召开重要会议。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李立三说明中央派陈延年和他来上海的目的,组成了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在会上陈延年作了重要发言,要反蒋打蒋,必须乘着蒋介石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稳固迅速进行,才有胜利的希望。其他同志也作了发言,就反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对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会议一致推选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起草的《致党中央意见书》。陈延年、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分别签署了名字。

《致党中央意见书》主要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提出了促使当时武汉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

4月22日,陈延年被选为江浙区委书记。党的“五大”上,陈延年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蒋介石在江浙地区和上海等地大肆捕杀员,大批的员遭到杀害。

为了恢复党和工会的组织,陈延年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赵世炎的家当成阵地,坚持对敌斗争,迅速恢复了党和工会的组织。

1927年6月间,党中央撤销了江浙区委,成立了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江苏省委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任命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正当会议进行时,有一个交通员被捕。大家担心可能会出状况,这个交通员知道省委的具置(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在是山阴路恒丰里90号),于是王若飞迅速宣布结束了会议,大家离开了会场。

下午三时,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又跑回去探视。他们看到机关并没有出啥事,就回去继续工作。半个小时后,他们被反动军警包围了,陈延年等人被捕入狱。

在狱中陈延年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妄图使他供出上海党组织,但他坚如钢铁,宁死不屈,敌人从他身上没有获得任何需要的东西,气急败坏,决定杀害他。

临行前,刽子手喝令陈延年跪下,但他傲然挺立,根本不予理会。恼怒成羞的刽子手强力将陈延年按下,当刽子手们一松手,准备挥刀欲砍时,陈延年突然乘势一跃而起,刽子手们的看到扑了个空。再次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秘密将他押赴刑场。“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这是29岁的陈延年临刑前喊出的不屈誓言。

延年同志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这就是站着英勇就义的陈延年。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去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同志啊?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陈延年穿着朴素,身体结实,打扮形同工人,敌人没有认出他。党组织想办法营救他,通过济难会得同志与敌人的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800大洋将他赎出,敌人也答应了这个条件。

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也想办法营救陈延年,汪孟邹和陈独秀、胡适私交都很好。1913年,他在上海独资创立了亚东图书馆。

他支持陈独秀出版了《安徽俗线期。还出版了由胡适、陈独秀作序,汪原放点校的新式标点和分段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几种古典小说,风行一时。

陈延年被捕后,敌26军像对待普通党员一样,押到了龙华监狱。陈延年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要他想办法营救。

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

汪孟邹得知情况后,赶紧跑到胡适住处,请求帮忙。护士看到陈延年的亲笔信,又是老朋友陈独秀的孩子,答应帮这个忙,就找到了蒋介石的红人吴稚辉。

胡适想着吴稚辉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到法国留学,吴稚辉一定会帮这个忙,而且吴稚辉和陈独秀也曾是好朋友。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兴起。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于12月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启程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兄弟来俩满怀希望到法国希望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稚晖是中国社会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多年,吴陈两家关系不错。

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因此得到了吴稚晖的欣赏和喜爱,陈延年与吴稚晖曾保持过密切的关系。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陈延年和陈乔年认识到吴稚晖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迫害勤工俭学学生,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彻底地认清了无政府主义口头上革命,实际上残害革命青年的反动本质。

陈延年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在思想上也与吴稚晖彻底分道扬镳。兄弟俩从思想上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受到了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走上了道路。

1922 年,陈延年参加了筹建旅欧组织的革命活动,开始成为一位分子。同年8 月,在越南革命者胡志明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并和赵世炎、周恩来当选为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

陈延年革命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使得吴稚晖恨得咬牙切齿,耿耿于怀而寻机报复。吴稚辉看到汪孟邹的信后十分高兴,甚至是欣喜若狂。

他大叫道:“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因为此时的吴稚辉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人,而且他也是铁心的。

他一面给蒋介石报告了陈延年的情况,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贺函。“贺函”中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起初并不知道抓捕的是陈延年这样的重要人物,接到吴稚辉的信万分高兴,立即严加审讯。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叛变了,当堂指认了陈延年,并提供了赵世炎的住址,导致赵世炎也被捕了。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陈延年一生短暂,但极其壮丽,他的英明和伟大业绩永载史册。

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追随哥哥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同样是在胡志明的介绍下,在法国加入了中国。

1923年3月,陈乔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1925年10月,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他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那时,他只有23岁,是北方区委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个。

陈乔年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

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陈乔年还是北方区委党校的重要授课老师。

为了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他参加了“首都革命”。陈乔年冷静分析敌我力量,认为发动革命还不成熟,但是他坚决服从区委领导,领导参与了“首都革命”,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

“首都革命”最终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是正确的。陈乔年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正确态度令人敬佩。

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同北方区委其他领导人组织了一万多名群众,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群众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行进,陈乔年走在请愿队伍最前面,他被敌人刺刀刺伤胸口,但他仍然同李大钊、赵世炎组织群众进行撤离。

1927年4月,陈乔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留在武汉。同年5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顺直省委委员、中央代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前后,陈乔年相继得到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领导人被杀害,他异常悲愤。尤其是自己的亲哥哥延年的牺牲,更使他万分难过。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有一次,陈乔年带着妻子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他,当时陈独秀已经被撤销党内职务。乔年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陈独秀不以为然,坚持己见。俩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乔年气的饭也没吃,带着妻子离开了。陈独秀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黄阶然说:“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了!”

之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又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共11人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狡猾的敌人将叛徒唐瑞林一起“捕”进监狱。并将他和乔年关在一个牢房。唐瑞林入狱后,特别注意观察乔年的一举一动,寻找机会与之攀谈,但是乔年十分机警,敌人毫无所获。

有一天,唐瑞林问陈乔年:“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呢?看你的口音很像。”陈乔年机智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延年乔年相继为革命壮烈牺牲,弟弟松年为哥哥料理后事却空手而归,监狱外的党组织经过调查,查明了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并在狱中揭露了他,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把他调走了。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而陈乔年从狱中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分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是一个大商人,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敌人弄清楚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敌人也间接地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

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

他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同监的难友同情安慰他,他总是淡淡地说:“吃几下耳光,受几下鞭子,挨几下火腿,算个啥?!”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作为早起革命活动家,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革命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

小的时候,陈乔年跟着哥哥陈延年玩耍,他常常说:“哥哥,带上我。”陈延年为革命献身,陈乔年也为中国革命先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他们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陈松年是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他刚出生时,父亲与母亲高晓岚离异,与他的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一起。

陈松年更多的经历是苦难与不幸。他没有去上海、北京读书,也没有出国留学,虽然大学读过书,但是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陈松年和两位哥哥一样,能吃苦能下功夫,自学了不少东西。

在他年少时,父亲不在身边。他对父亲也没有特别的印象。17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杀害。他的奶奶和妈妈哭晕了过去。年幼的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帮助料理后事。

结果,反动派不让他们收尸,甚至都不让看上一眼,兄妹二人,只能在哥哥牺牲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大哭一场。紧接着第二年,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被反动派迫害,他的后事仍然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

兄妹二人亲眼看到哥哥倒在血泊中,不能救助,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时,反动派仍然是不让收尸,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年仅28岁。

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被关在南京监狱,母亲带着他去探监,陈松年见到父亲后泪流满面,陈独秀告诉儿子不要哭,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

日本占领安庆后,陈家被洗劫一空。陈松年只好带着几件破家具,带着妻儿及祖母去寻找父亲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非常落魄,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收入,在四川江津,全家靠着陈松年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

陈松年十分孝顺,照顾祖母,陪伴父亲,还与继母潘兰珍相处得十分融洽。晚年的陈独秀十分寂寥,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陈松年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给陈独秀带来一些慰藉,也平添了不少的欢乐。陈松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老人家身边直到去世。

陈松年的祖母、父亲陈独秀相继去世,都是陈松年给予料理后事。因为战乱,两位老人,只好把暂时安葬在江津。

抗战胜利后,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礼金千辛万苦,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

在搬运父灵柩时,陈松年怕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曾经使用的名字“陈乾生”,把他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

全国解放后,陈松年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当过窑场工人,技师等,一家生活比较清苦。

他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与妻子辛辛苦苦工作,抚育孩子们长大,供养他们上大学,保持了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得知陈独秀儿子陈松年的生活困难,就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陈松年十分孝敬父亲,在他的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和母亲高大众的一张相片。

晚年的陈松年,每逢清明节,每年都要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去父亲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他1990年去世。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慰藉。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

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他还加入了地下,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后投奔北京西山游击队,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和人员培养。

受陈独秀党内负面影响,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在《》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此后,他一直住在香港直到去世,什么原因不回来,一直不为人们所知。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默默离开人世,走完了他87年的暗淡人生。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儿子还有一个陈光美,则比较神秘,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没有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

高君曼与陈独秀所生子女陈子美,后来与两个儿子去了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2004年4月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去世,享年93岁。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他一生的骄傲,陈松年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他仁义善良,孝顺厚道,在两位哥哥先后牺牲后,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照顾祖母及父亲,也给晚年落魄的陈独秀带去了一丝快乐与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