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史话•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掌握全国政权、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中国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自觉服从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中央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年四五月间,李率领调查组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广泛听取当地财经、工商、税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情况汇报,召开有中南局、华东局及相关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考察了私营工业的状况,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5月27日,李向党中央和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及有关说明的报告。

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在现代性工业经济中占了第二位,仅次于国营经济。

报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议: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

李的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如何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问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6月,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负责人,还有10个大城市的市委书记。

6月1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调查报告。李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其中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并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会上强调: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用逐步过渡的办法。这对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合作化,比较容易懂。如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好多人不懂。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两种国家资本主义,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高级的是公私合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低级的是加工订货。今后公私合营每年都要发展。一方面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另一方面,要看到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就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而我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改造他们。另外,不要忘记一个经济条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

说,这个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解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具有我国的特殊性。

周恩来说:我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李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在会上,指定李为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性报告。中央统战部报告起草出来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这样,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所有制的变革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

十分重视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进行了专门论述。9月7日,约请派和工商界代表谈话,详细说明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12月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就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这一点无论在和民主人士方面都应该明确起来。

(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三)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要承认资本家的企业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企业的利润要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地主不同。

(四)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过来。总的政策是包下来。人员要安排使用,要合作下去。应以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

(五)对资产阶级采取逐步地和平地改造方针,运用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一种比较巧妙、比较温和的、特殊形式的斗争。

(六)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而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手工业者等等。要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战略思想教育人。公私合营,实际上90%是社会主义。

(八)包括资本家在内的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安排这些人没有坏处。

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为具体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任务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学习和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和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李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详尽阐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他指出,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整个过渡时期的根本问题之一,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

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7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加强统一战线日,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并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和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推进了过渡时期统一战线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今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应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在中央方面委托中央统战部管理。

1953年11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1954年10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先后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分管第六办公厅)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工作。从1953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成为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工作重点。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各种疑虑和抵触,少数人还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中央深刻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有领导、有步骤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为新生事物开辟道路。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一部分人表示拥护、赞成,多数人则不同程度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情绪,少数人则以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和中央指示,李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他指出,一切积极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努力的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就是他们的光明大道。

会议经过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了教育。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他的话博得与会许多代表的赞赏。对于个人前途问题,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地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有工作做,保留消费财产,从而大大地解除了顾虑。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沉闷、疑惧、怕挨整、怕斗争转变为比较开朗,比较积极。

195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关于全国工商联宣告“接受和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相关报道

大会于11月12日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会后,全国工商界层层传达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和粮油棉统购统销的实行,大大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中财委计划会议确定了“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工作方针。9月,政务院第223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阐明了在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地位,规定了合营企业利润分配原则。《条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营工业有章可循。这一年,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产值占私营、公私合营工业全部产值的33%,就是说私营工业产值的1/3实现了公私合营。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大户少,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采取“吃苹果”的个别企业合营的做法,打乱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部联系,造成了已合营户与未合营户、大户与中小户、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诸多矛盾,导致不少私营工业停工关门。1954年12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确定了“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在扩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上,要求按行业作通盘规划,统一安排;分别情况,或实行个别合营,或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联营合并或公私合营。这样,就为加快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找到了途径。1955年1月,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1955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已达3197户,产值占私营、公私合营工业全部产值的49.7%,相当于私营工业产值有近一半实现了公私合营,大大超出了国家原来的计划。

1955年11月,中央拟定的已经大大加速的计划仍然是用两年时间分批分期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上海在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户坐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大会。北京、上海的热潮感染了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部分企业职工,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利息,并实行企业改组、人事调整、生产安排等。据1956年1月27日的统计,全国已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8.9万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240万余户的82.2%、资金的93.3%,已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轨道。

为适应公私合营高潮迅速到来的形势,中央和国务院正确地制定并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以和平赎买、从宽照顾为核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证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从宽”,就是对清产核资中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即要从宽处理。“从了”,就是对于企业原有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敌伪财产、对公欠款、抽走的资金和呆滞物资在内,根据从宽的方针,尽可能地加以了结。1956年清产核资的结果是,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包括高潮以前的公私合营企业在内)私股投资总额为24.2亿,全国拥有定息的人员共114.2万人。

同意陈云的意见: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统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5厘。当时资本家估计的息率是“坐三望四”,因此,中央这一决定使他们喜出望外,很受感动。1956年12月,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中央又决定,从1956年起,定息7年不变,如7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到1963年,又决定延长3年,直到1966年9月停发。资本家共拿定息10年又9个月,计12亿多元,加上高潮前“四马分肥”私股分得的红利股息,已相当于资本家的资产总额。二是福利待遇问题从宽解决。在福利待遇上,国务院规定:企业核定资财的时候,私方人员本人股金在2000元以下的,其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均按所在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本人股金虽然超过了2000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这样,就使80%左右的私方人员享受了职工医疗待遇。同时,国务院又规定,在职私方人员的原有工资一律不动,高薪不动,低的以后随着工资制度改革逐步调高。

合营以后的几十万原私营工商业者,有些人继续担任企业的领导职务,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老弱病残的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在人事安排后,要求公股代表和员,要充分认识和估计资方人员的积极作用,要尊重私方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意见。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总结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多种组织形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独创性经验。

中国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确定了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既不是采取剥夺的方式,也不是采取由国家付出一大笔赎金的购买方式,而是创造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这不仅有效地减少了资本家对私有制变革的抵抗,而且继续利用了私人资本主义在扩大生产、增加国家税收、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956年1月,上海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步入会场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私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提供的产值,从1949年的约70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亿元,增长超过1.5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由于党正确地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改造方针和政策,加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经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陈云在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评价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由于我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基于当时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是:第一,在1955年夏季以后,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第二,改造的面过大,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企业大小,一律改造。由于对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许多地方不适当地把没有雇工剥削或仅有轻微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独立劳动者,也纳入公私合营的范围,把他们笼统地划为“私方人员”,错当成资本家对待,挫伤了这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三,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有不当之处。

对于上述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有所觉察,并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调整措施。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远未达到成熟的认识,这些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寒竹:美式资本主义下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随着时间推移,近期轰轰烈烈的美国反种族主义抗议逐渐退潮,这个结果似乎也并不意外。毕竟自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平权运动之后,美国社会因种族问题爆发的抗议、、甚至暴乱,一直并未停止过,每隔若干年就会有一次大爆发。然而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抗议的人群聚了又散,大家在群情激愤之后又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轨迹,仿佛从来不曾抗争过什么。

原因在哪里?是美国少数族裔只能过这种底层生活,周而复始地无果而终?是的群众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的权利抗争只是情绪宣泄?还是美国这个国家,用一种神秘力量压制了少数族裔的反抗?

美国曾经在上世纪50-60年代爆发过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了美国黑人在选举权方面受到的限制。不仅如此,美国在六十年代还制定了希望能够改变黑人地位的《平权法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时至今日,人们会发现,在美国的首都和州政府所在地,黑人居民的比率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平权法案》规定政府机关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所以,今天在美国的法律层面基本已经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规定。

从政治和社会舆论层面看,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非常敏感的“政治正确”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已经深入人心,而“政治正确”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族裔平等和性别平等。在美国,如果在语言或行动上表现出明显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可能会惹来法律上的麻烦。

所以,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从社会舆论体现出的价值观看,所谓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基本是不存在的。

从社会生活层面看,美国确实存在不同族裔间的相互歧视。在美国这样一个少数族裔人口众多的移民国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确实普遍存在,但这种歧视是隐形的、非公开的。

在社会生活中,白人可能会对黑人有歧视,也可能对其他族裔,包括对拉丁裔和华裔也会有歧视。而美国黑人因为自己世代居住在美国,对后来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也有不同形式的歧视。所以,从社会心理上看,美国华裔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歧视可能来自白人,也可能来自黑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种族歧视可能还超过黑人的感觉。

但社会生活当中隐形的种族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完全杜绝了社会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现象。目前世界上的国家虽然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但民族国家并非以单一的族裔构成。多族裔共存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族裔性格,甚至不同生活习惯,相互之间彼此歧视的现象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社会生活中的隐形种族歧视并不仅限于于美国。只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不同族裔的人口众多,在生活中形成了不同族裔的社区,这个问题显得相对明显一些。但无论如何,在美国的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是不存在系统的制度性种族歧视。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

从政治和法律层面来看,美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黑人和其他族裔的平等,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黑人暴动?这就要从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来观察了。

我认为这次美国黑人抗议爆发这么厉害,甚至超过了1992年洛杉矶暴动,应当说是从1968年以来最大的街头抗争活动。但我们仔细观察这场抗争运动会发现,参与者并非都是黑人,其中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其实,这场以BLM为口号的街头抗争运动并不能仅仅视为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而应当看作是以种族抗争为形式、追求社会公义的运动,也可以看成是美国民众对上个世纪里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进行抗争的平等主义运动,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

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有过多次左右摇摆。众所周知,美国在六七十年代经过了肯尼迪、约翰逊带有左翼色彩的社会改革,其中尤以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对美国传统的美式资本主义形成了很大冲击。在七十年代,虽然经过了尼克松/福特的共和党执政,但在内政上并没有能改变美国左翼福利主义的走向。

结果,到了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在美国兴盛了二十年的左翼福利主义已经难以为继。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出现了“重新回到斯密”的呼声,里根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里根上台以后,整个社会向右走,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这股思潮的核心是政府不能染指经济活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政府应当重新回到守夜人的角色。严格说来,这也不是里根的发明,而是美国资本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传统。

从美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看,里根主义实际上是对60-70年代左翼社会运动的一次反动,前面提到的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到了约翰逊“伟大的社会”,这种带有左翼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政策激起美国资本集团的集体反抗。美国商界要求政府少管、少收税,让社会自然发展的声音越来越大。此后虽然有过的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但实际上已经权贵化了,克林顿政府代表的就是美国社会中的高科技财富精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体来讲,从里根主义到今天,经过40多年的右翼运动,黑人又被压到了社会底层。因为按照美式资本主义的逻辑,所谓有限政府、自由竞争,在本质上就是丛林原则,优胜劣汰。有限政府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或者是政治服从于资本的另类表达而已。所以,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虽然也一度造成过经济繁荣,也在很多领域加强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加剧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严重恶化。

那么,这个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跟种族歧视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催生带有种族抗争色彩的BLM运动呢?美国不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实现了族裔平等,族裔平等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了,美国黑人为什么还有这样强烈的不满呢?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法律和政治可以赋予人平等的权利,甚至还可以向弱势族裔倾斜,但无法改变经济生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包括以自由竞争为传统的美式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这是美国社会最根本的基础。这个美式经济基础决定着美国社会的基本底色,派生出美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一个国家的法律政治机器是建立在经济制度之上,受经济制度制约。所以,美国政治上的进步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对抗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民权运动可以搞了一波又一波,但无论如何不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美国的大资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

美国人均财富的分布情况。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图片来源:西泽研究院

对于资本主导一切的美国社会来说,把政治上的平等原则、民主原则运用到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可能性。如果把政治原则运用于经济生活就会导致平等原则来改造经济制度,而这样一来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产权原则就会受到威胁。换言之,政治平等运用于经济生活就意味着平分财产,这是资本家不可能接受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一件很“双标”的事情,当资产阶级在反抗王权的时候,他们讲“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就是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不能进入我的私人经济领域。但是在近代完成了形式上的民主化以后,这句话实际上变成了另一种表述:“风可进雨可进,政治原则不可进”,这就是说,政治上无论怎么改革,无论是投票权还是平权法案,都不能改变经济制度,在有产权的地方就不能有民主,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制度,但人们却生活在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中,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这种经济生活原则为什么会造成新的族裔抗争。由于历史上的黑奴制度,黑人虽然在法律上、政治上获得解放,但却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经济生活中,黑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底层,是最不适应的,政治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反而因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这条红线,更加割裂了上层和下层,加固了黑人的底层地位。

以种族隔离为例。美国有所谓富人区、白人区和贫民区、黑人区,这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划分形成的,而是由个人财富的多寡形成的。在美国,房价是一个天然的阶层和种族筛选器,不同的房价形成了不同档次的社区,有白人区、富人区和黑人区、贫民区。高房价客观上把黑人排斥在外,天然形成了一个种族隔离。在黑人聚居的地方,房价通常很便宜,而且有大量政府的福利房,最后造成黑人区呈现出一片破败现象,犯罪率、吸毒率都会很高。

所以,美国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但社会经济生活用金钱的力量依然不断地建构种族隔离的藩篱。在法律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社区。但在房价面前,每个人的选择却是不自由的,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他可以居住在哪个社区。今天没有法律规定说黑人就应当聚集在黑人区,而是黑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只能住在黑人聚集的社区。

大量贫困的黑人因为经济能力只能居住在黑人区,形成了变相的种族隔离。这又催生了第二个问题——教育问题。美国好的私立学校,大多是白人有钱人上的。当然,这些年也有一些富裕的华人家庭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但绝大多数黑人上不起这样的学校。而公立学校的问题在于,学校硬件条件的好坏、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教育经费有关系,而教育经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美国,中等、初等教育主要不靠政府拨款,联邦经费在中小学教育中所占比例很小、不到十分之一。公立中小学的经济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收入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房地产税。因此,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中的重要支柱。

这样一来,房子越贵的地方,房地产税越高,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就越充裕,名牌学校就越多;越穷的地区,房价越便宜,房地产税就越低,地方政府能够拿出的教育经费就越少,学校的收入也低。

所以,在美国黑人居住的社区,很难有好的学校,黑人家庭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最后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点燃导火索,或者矛盾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这次再加上特朗普的做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偏保守主义,引发了黑人群体的反弹。

也有人会说,欧洲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像美国那样经常爆发大的种族抗议?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也是我采用“美式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原因。

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形式,相对来讲,欧洲的资本主义是比较温和的,国家干预的程度比较大,所以欧洲的左翼力量,社会也好,基督教也好,它的力量比较大,相对来讲社会福利政策要比美国多一些。

但在美国,更强调自由竞争,社会丛林化的程度超过了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也有移民问题,但没有美国这么严重。美国是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发挥到了极致。所以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就很困难,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经济生活,更没有办法改变经济结构、改变所有制,因为这就动了资本主义的根本。

此外,美国的二次分配也做得不够。美国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比如通过税收制度把富人的钱分一部分补贴给穷人,但这也导致了穷人反过来很依赖这种福利分配。比如有穷人生了一个小孩,可以补助多少,有些人就为了这个补助不断生小孩,导致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再加上离婚率、未婚生子的比例很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孩既缺乏家庭教育,也缺乏学校教育,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暴自弃。

为了麻醉底层群体,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了著名的“奶头乐理论”。199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老板等等)的会议,开会的目的在于为全球化的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

在这个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20%人能成为精英,80%的人注定会被“边缘化”,而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差距。为了避免20%和80%的冲突,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奶头乐”,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消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接受自己的命运。这样对于底层群体来说,永远在低层次中打转,永远翻不了身。而在美国,大多数黑人恰恰成了底层社会的一部分。

从历次黑人运动最后都无果而终来看,美国黑人运动本身也有致命弱点。这种运动触发通常都以某一个偶发事件为导火线,缺乏正当的、明确的运动目标,而且运动一旦爆发就往往出现失控现象,往往会变质,出现暴力,也引起了社会反感,很难获得普遍支持。在经济领域,也没有系统性地去争取黑人的权利,“黑人命也是命”只是一个口号,很难有说服力。这次抗议也是如此,现在看来,这场运动也很难有什么正面积极的结果。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通过政治安排又给了民众表达和选择的权利,这种福利主义和改良主义也导致黑人很难真正揭竿而起进行革命,也缺乏一个真正有组织的、有理想的精英集团来领导老百姓进行社会改革。

从上个世纪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的黑人运动就再也没有形成过明确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而底层社会的民众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政治还是财富精英之间的竞争,只不过在选举期间利用一下下层社会大众的选票而已。现在的,拜登也好,佩洛西也好,参与支持黑人运动都有自己的目的,是想借用这股力量来对付特朗普。

其实,吸取了大量黑人选票的虽然还自称是为少数族裔、为小人物说话,但早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了财富精英的代言人。华尔街的金融界、东西两岸高科技产业中的大资本,很多都是的支持者。黑人群体只是在选战中借用的力量。即便是拜登当选了,也不可能解决美国黑人固化在社会底层的问题。

在美式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无论是美国的底层黑人,还是衰落的白人中产阶级,其实都有种无力感,感觉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美国梦”已经成为跟中下层社会没有关系的幻象。美国底层社会能够做的,也就是每隔若干年在街头大规模抗争一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